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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六章 善恶（第1页）

在蔡邕赶来的路上，张冲也在思考着郭四一桉的处理。在他这个位置，已经并不是单纯只考虑此桉的具体，更重要的是此桉折射的一些事情让张冲觉得这事不能随意。

在背旗中调查中还有一些信息都在让张冲不寒而栗，之前他就怀疑像张清那样能只为了顿牛肉，喝了点蜜水，有个女人陪，就敢如此肆无忌惮，说明他这事不是个桉。果然，在后续的调查中，在之前分田的半年中张清陆续打死了十七人，而除了少部分是真豪强之外，其他的都是像郭四这种有田土，但招惹了豪强的硬茬。他们都是在张清蛊惑民众用公审给打死的。

从这来说，张清肯定是该死的。关羽吊死他，正是解民愤。但这背后折射出在分田过程中不做调查的随意滥杀。张冲也知道这背后有其难题，本来泰山军的分田吏就少，分田工作又多，所以很自然就简单地按章程办事。大会上谁民怨大酒打死谁，这种章程本来就是无奈之举。现在果然在几次的实践中迅速被分田组的人和当地乡豪给抓住了漏洞，制造了冤杀错杀。

还有一个事就是自赢县令送过信报后，郭四之死桉迅速发酵，不少乡吏都写具告信，称孟岐确实在本地是个好人，他买郭四的地也确实是被迫的。反而郭四在乡里名声很差，造谣、贪便宜，他的死虽然不该，但也多是咎由自取，毕竟是黔首们自己要报私仇。而且现在的形式，正需要用到像张清和孟岐这样的好吏，现在胡乱杀了，岂不是亲者痛，仇者快吗？甚至个别几个县吏还不理解，就是为啥关羽有权力不经过审判就胡乱杀了一个县吏和六名黔首？他有这个权力吗？

以上的风声都是郭四一桉引起的，可谓拔出萝卜带出泥。

那张冲是怎么看的呢？

实际上这些事在他看来都是因为本军将要面临汉庭的重大围剿，所以人心浮动。而至于郭四本身，他并不会因此就认为分田这事不对，而是认为做事的人出了问题。所以分田确实要停一停，要先把各支分田组再梳理一下，淘汰掉那些道德、品行不行的泥沙。只有执行政策的人管好了，这政策就歪不了。

泰山军发展到现在，确实吸收了不少原先豪势的子弟充任民吏，一反面确实是扩展过快，自己培养的来不及。另一方面是这些人确实是主动投靠，其家族背后都或多或少在泰山军扩张的过程中立过功，起用他们本来就是有减少打击面的作用。

但这些人虽然人在泰山军，但其行事和作风都是汉庭的那一套，官官相隐，官官相互，以权谋私，视民如草芥。这些乡吏必须要被清洗整顿，不然时间脱得越久，风气越坏。

此外，关于斗争中的过激问题，张冲并没有太大的思想包袱，他知道人性从来都是从一个极端直接摇摆到另一个极端。他想让黔首附庸们站起来去反对豪强们，那就不要指望这事和请客吃饭、写文章、绘画绣花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他必然涉及到复仇、血杀、冲动，但也只有这样才能鼓动千万的黔首形成一个反抗的大风暴。毕竟想要新生总要破坏。

还有从郭氏壁能起来斗同样和他们一样的穷苦人郭四一事可看出，在现在的乡野对善恶的看法依然停留在个人道德和操守上。

在他们眼中，即便郭四和他们一样是个穷人，但好逸恶劳就是坏人。而对富人，只要这些人在人前表现出其温良恭俭的一套，就会被视为大大的好人，善人。这一方面是黔首们朴实的道德，是好的，但一方面就很容易使他们被这些表面的东西所影响。

比如对郭四而言，他为啥是个懒汉，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明明有一百亩地，但大半都在撂荒。这在乡里的朴素道德里，是十足十的懒汉。但他们不知道，在全家只有他一个成年丁口的情况下，没有犁牛，他如何能开垦得了这些。

而同样是本壁的张氏五虎，因为人丁势重，可以有余粮借高利贷给里户们，就被认为能济人之急。实际上张氏五虎的这种起家方式是典型的乡豪模式，后面借了他粮的里户们，你以为还能还得起？在风调雨顺才能勉强交上税粮的情况下，要多长时间才能积攒出多余一年的税粮？而这个过程中，出息的粮会越来越多。换言之，对于黔首里户们来说，只要借了粮，就别想再还清了，下一步就是卖田与五虎，再然后就是做人佃户，之后就是世世代代与人为庸。

而这些那些黔首们是看不到这么远的，所以就需要他们石家军告诉他们，替他们做。到现在石家军还有很多人只把分田当成一样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去消极应对，他们到现在还不明白，这是他们的立军之基，是他们能战胜汉庭的真正关键。分田就是和豪强们争夺乡野，只有把大汉的乡野黔首们牢牢抓在手里，汉庭那几十万豪强不过就是茅草，一吹即倒。而这个分田的过程中，又必然要依靠的是穷到啥也没有的黔首，他们在石家军的带领下，生活变好了，才会信任石家军，愿意跟着石家军走，那些本就优握的乡豪们？石家军能给他们什么？所以没有穷独就没有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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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张冲都打算借着郭四一桉，作为批语附在桉后，传给什将以上军吏、民吏学习。是时候加深对分田的认识了。

这时候蔡邕来了，他对郭四之死一桉也比较看重，毕竟此事涉及到他手中的一个县令，他现在拢共就负责两县，这文禹还就是他举荐的，所以自然也就上心。

本来他看文禹的信，已经认定这事是驻扎在赢县的关羽部手段过烈的问题，他和关羽虽然之前兵无交集，但二人也是有一段缘分的。

关羽在熹平六年在北疆参与的那次北伐鲜卑之战中，蔡邕就曾上书反对过，其当年六月上《难夏育上言鲜卑仍犯诸郡议》书，直指出兵的背后是当时主将贿赂宦官王甫才得行的。而当时蔡邕反对出兵理由是：

“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

实际上，自本朝国家一代，鲜卑虽屡次入侵，有损大汉威严，但并未形成大患，“边垂之患，手足之疥瘙也；中国之困，胸背之瘭疽也。”便是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