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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缚看来，刘师度身上最为难得的，是林梦得等人所不及的大局观。在战前，整个中原地区人口大约在一亿两千万到一亿四千万之间，以秦岭、淮水为线，南方人口（不含两川）的人口约在七千万左右。受战事的影响，浙西、东闽、江西东部、淮西、荆襄等地的人口减损最剧，分别人口数据分别下降两到七成不等，南方因战事减损的两千万人口，则主要集中这些地区。不过，淮东、宁湖以及洪泽浦以南等地区，非但没有受到战事的太大影响，反而因为流民的涌入，使得人口大幅上涨，其中以崇州、海陵、平江、淮安等地最为明显。崇州五县的丁口由战前五六十万，激增到此时的一百二十万，海陵府在除崇州县之外，丁口也从之前的一百一十万，激增到一百六十万。过剩的人口，为崇州、海陵两地沿海荒地的开垦以及新产业、日益繁盛的海贸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刺激着新产业及海贸的强劲增涨。不过，也已经有些问题逐步暴露出来，在捍海堤建成之后，沿海荒地大规模的得到开发，使得近十年来崇州、海陵两府的新增粮田，多达三百万亩。但是就在这个大量荒地给新开垦出来的背景之下，崇州、海陵两府的农户人均占有耕地量十年间约计下降了有百分之八。只是这些细节上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林梦得、李书义、吴梅久等人，都没有注意到。有越两百余年来，人口增涨约一倍，自然增涨率不足千分之二。在世人习惯多生养的传统下，如此低的自然增涨率，是靠高夭折率、疫病、饥荒以及内部血腥的大规模战争等额外因素强行压制下来的。而林缚推行新政，就是要着手解决高夭折率、解决大规模不可控的疫病、解决饥荒及解决内部的战乱问题，要是还想放手不管，放任丁口的年自然增涨长维持在百分之三左右，将是一个极为恐怖的数据。很多人都意识不到“百分之三”的自然增涨率有多恐怖，但要保持这么高的自然增涨率，以南方五千人口为基数，二十三年将增涨到一亿，四十六年将增涨到二亿；一百年之内，南方人口就将增涨到八亿，但一百年内，能叫秦岭、淮水以南的南方地区粮食总产量增涨十六倍吗？新帝国即将揭开序幕，冶国当虑百年事，立国策当以一百年为远景进行考量，而不能只看到五年、十年。林缚希望人口能出现大的增涨，但这个是有度的，而不应不受限制。林缚估计收复北方之后，将两辽、西北、西南等地都纳入中枢治下，全国人口约计有九千万左右。一百年内人口增涨四倍，包括海外移民在内，人口增涨到三亿到四亿之间，是可以忍受的，也可能是有利的。一百年之后，新政思维、新产业以及新学新技术的发展，都将彻底扎下来根，民众的生活水准有大幅的提高，多生养的习惯也就能克服，到那时候甚至有可能反过来还要鼓励生养。但是，在一百年之内，总人口增涨十六倍，那就绝不能算什么好事了。林缚没有明确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但已经埋下“余丁税”的引子；在新兵役制里，余丁也是要先于独丁征入营伍；在新政里，林缚也有意维护长子继承宅田的传统，有意消弱余丁的经济、家庭及社会地位，说到底都是提前埋下的引子。林缚对后世在进入近代工业社会以后的人口、暴炸式增涨，有着深刻的印象。林缚就是想通过这些手段，在宏观层面上控制丁口爆炸式的、不受控制的增涨，但短时间里也不希望着将丁口的高增涨率立即打下去。在制定国策时，以百年为时间单位进行大局权衡，是相臣级人物所必须要具备的素养。目前，林缚还只在刘师度身上看到点影子，也算是他此行海州最大的惊喜。但是很可惜，刘师度已经年过花甲，也是今年刚刚出任江淮宣抚使司；要等两三年将他调到中枢，再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等到确定能用他出相的时候，刘师度怕是都快有七十岁了。林缚实在没有兴趣任用七十岁的老头担任新帝国的首相；故而年纪已经有六十三的宋浮，也根本不在林缚相臣人选之列。想到这个问题，林缚就头痛得很，没有合适的相臣人选，在战事结束之后，想偷懒都不成。卷十二（终卷）定鼎国相相比较以往频繁不休的战事，永兴六年就显得平静许多。便在高丽牙山战场，也由于海东行营军及时从侧翼的牙山半岛登陆，迫使高丽王军退却，解青阳之围，使牙山会战终究没能打起来；而在其他战线上，战事规模更加有限，诸方都在休生养息，想要从这些年来不曾停息的战事里缓一口气来。浙西大旱，也因年节之前的一场持续两天的大雪，得到缓解。林缚年节之前离开海州，返回江宁，但回江宁之后也未得稍停。使浙西旱情得到缓解的大雪，在宣州形成严重的雪灾。林缚前脚刚回江宁，后脚又要赶在年节前带着君薰及长女林政君，在周普、周瞎子、林景中、李书堂等人的陪同下，赶往宣州视察灾情。宣州离江宁城不过两百五六十里，马车走清过雪的驰道，昼夜便至。宣州雪灾压塌数千间屋舍，造成近三千平民死伤。由于处置及时，在雪灾发生之后，驻军及时调入宣州受灾诸县进行救济，使伤亡没有再扩大。林缚在宣州府诸县马不停蹄的走了三天，才将受灾区视察过一遍。最后一天跑到同情是重灾区的宣州煤场，林缚一个没注意，踩到雪坑里，摔倒在地，沾了满身雪、灰溜溜的爬起来。宣州煤场是官办，眼前还采取较为严格的军事管事，虽说倒塌的屋舍不少，人员伤亡却少，至少在初期还体现出官办军管的高效率。林缚坐在雪未清的土埂上，让君薰帮着掸身上的雪粒，说道：“这便是一个国家，我治之犹感吃力，实在想象不出：我的子孙都在温室里长大，即使智力不弱于别人，但未经历世事之煎熬，如何有能力治理这个国家？”“上有所好，下必效焉”，这句话在这时还是绝对有效的真理。刘师度对人口过剩的担忧，起初丝毫不被林梦得等人理会。但刘师度议丁口的专函给林缚加上“治国当虑百年事”的按头之后，下面人也迅速领会到林缚的意思，风声就开始转变。葛司虞则在林缚归江宁之前，在《宣政邮报》上撰题《论关洛水旱事》，论关中、河洛等地近千年以来，丁口、耕地与关洛旱情及黄河水灾的关系。从秦朝到陈朝逾一千年间，关中、晋中、河洛地区共出现十一个旱年，计百年一旱；但到陈朝至今约五百年，共出现十六个旱年，计三十年一旱；频率提高了三倍。而黄河溢口、漫决、改道之灾，近四百年，要远较陈朝以前为频，到元越以来，甚至出来十年一大灾、年一小灾的程度。葛司虞在文指出，这种种事，与关洛地区耕地过度开发、林草锐减有直接关系。世人并不缺乏远见者，西北地区生态恶化的问题，也不是今天才发现。林缚心里也明白，要不是他半公开的支持刘师度，关中的问题也不可能显性的提到台面上来。林缚不会责怪葛司虞有见风使舵之嫌，葛司虞在学术上有着绝高的造诣，葛司虞能抛出一篇《论关洛水旱事》，比那些只会歌功颂德的道德文章，不知道要强多少倍，也是实实在在的使治学与民生结合起来，不能强求他有政治家的意志跟果敢。不过人口之控制，林缚的确打算收复北方，就最先在关洛以西、以北地区先开始。陈朝以前，在关中立国者就有六朝，关键就是渭水平原早期水土条件极好，关中的农耕区前先经历六朝都能支撑了国都数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的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