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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篇52 临淄王（第1页）

雍熙十三年秋七月，苏州，昆山县，至和塘。

苏州境内有三条河塘连通着运河以及长江，至和塘则居其中，因河塘之利，昆山兴焉。如果要给大汉所有县城经济发展制作一份榜单，那么昆山即便挤不进十强，二十强总归是有的。

距县城不远，就在至和塘边，崛起了一座全新的学校：娄江学院。这座学院的历史很短暂，整体落成才一年的时间，方启用不久，学生也不多，暂时只有百来人，但是其来历却不寻常。

这是一所由苏州、秀州、上海三地权贵牵头，大商名流集资，共同修建，并且是一所以算学、数术为主要授课内容的学校，这也是大汉帝国除了军事学校之外的第一所“专科学院”。

成立娄江学院的其目的，也是为经济发展日益繁荣的苏、秀、上三地，提供更多专业性的算科人才。其他衙门就不说了，就江海关总税务司及三地下辖各口岸，就有大量人才需求。

随着海关成立，彻底解除市舶司制度限制的江海一带商业活动剧增，自然带来各项管理上的压力，尤其是税收业务上，对专业人才的需要是极度饥渴的，并且还不是读书识字就行了的。

初秋的娄江学院，景色宜人，江风习习，江上不时有帆船驶过，满载的负荷让船只的行进显得吃力。

学院内格外安静，氛围严肃，诸课堂间，年岁参差的学子们，正埋头提笔，坐于书案，态度认真地进行着开秋以来第一次大考。考试的内容主要分为四项，算术、实务、策论以及。

显然，娄江学院是一所“高校”，没有一定基础的学生基本都是不招收的，这是由学校性质决定的，从建校理念就有了规定。

学院学制为三年，按照规划，学员期满学成之后，基本都会直接安排进入苏州、秀州以及上海衙门供职为吏。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这不仅是一所“专业院校”，更是一座“吏政学校”，专门为官府培养提供高水平的吏政人才。

作为建校以来第一次大考，莫说学生了，就是学院的掌院、教习们，也都格外重视，就和邻居那座越发具备魔幻色彩的城市一般，娄江学院也是个新鲜的事物。

从建校理念，到教学模式，都是如此，而考试则是学院阶段检验教学成果最主要手段，同时在考试模式上，也更加贴近科考以及朝吏政考核。这样一套模式，究竟管不管用，管多大用，在没有得到实际验证前，所有人心里都没底。

得知娄江学院大考，临淄王刘文济也于百忙之中抽得闲暇，前来察访。来时轻装简从，不打招呼，到后也要求低调接待，只让掌院王学新陪伴着巡看一番，巡看过程也是一言不发，未免影响到学生考试。

掌院王学新，也是有一番来历的，商丘人，自幼孤贫，好思笃学，长大后进入睢阳书院求学，拜在大教育家戚同文门下。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睢阳书院与戚同文在大汉文化界都是鼎鼎有名的，出了很多人物。

而戚同文则是一个一生致力于教育、笃信忠孝节义的学问家，在士林中名望很高，还曾得到世祖皇帝的接见，不管在文坛还是朝廷，也都有一个“睢阳流派”。

而王学新能被治学授徒严谨的戚同文收为弟子，显然是有本事的，与戚同文那些已经做到州府乃至道司及官员的学生不同，王学新没走仕途，而是醉心于教学，在睢阳书院当教授。

只可惜，王学新虽然是戚同文的关门弟子，但终究是外姓旁人，而睢阳书院虽然在后来被定为官学，但话事者仍以戚氏子孙为主，至于王学新，在教育上是有些新想法的，但经常被批为“离经叛道”，境遇总归是不那么如意的。

直到娄江学院动工兴建，挂牌成立，王学新受到延请，让他到昆山来治学授徒。如果是一般的邀请，王学新可不会同意，就是京城国子监也未必肯去，但娄江学院可不一样。

首先这是一座官学，有江南三州市背书；其次，这是一所全新的学校，办校目的便是为给官府提供吏才，突破+创新对王学新来讲很有诱惑力，并且同意让他做掌院，一应教学管理，由他安排，尽情挥洒；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临淄郡王刘文济亲自给王学新去了一封信，这些个文人啊，傲骨固然有，但也吃礼贤下士这一套，尤其是地位足够高的权贵出面时，那什么矜持也都能放下。

比如临淄王刘文济之于王学新，面子与待遇都给足了，再加上治学理念上的相对契合，那王学新南下也就顺理成章了。

有王学新带着一干好友、弟子学生南下，再加从江南本地搜罗一些人才，娄江学院的教育资源立刻就有底了，至于学生，是真不缺的。

至少三地的权贵及地主、富商子弟，是很乐意到这里读书的，官府吏才的“摇篮”，这样的名头可是格外吸引人的，至少在雍熙时代下的大汉，不是所有读书人都一心一意想着走科考那条路，那实在是太难了

显然，娄江学院成立的背后，临淄王刘文济是出了大力的，甚至可以说起到了主导作用。这也就可以解释，矛盾重重的苏、秀、上三地为何能在这件事情上达成一致，这是来自更上层能量的干预。

刘文济已经在江南道待了三年了，江海关那里的工作早就不做了，但皇帝刘旸又给他派了个江南巡抚使的差事，就近负责吏治监察、民情安抚诸事宜。

而早在雍熙十一年冬，由于踏实肯干，低调谦逊，刘文济晋爵临淄郡王。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汝阳王刘文涣失势，东宫有主之后，刘文济反而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三年间，也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招呼与示好，只可惜，临淄王表现得谨慎而矜持，全都不加理会，甚至表现得拒人于千里之外。

在江南道这三年，刘文济也得罪了不少人，因其执法严厉，刚正不阿，自然侵犯到了一些人的利益。

但同样的，也获得了不少人的好感，至少他处事一碗水端平，从无偏私，并且表现得很开明，尤其对僚吏与商贾。而这两者，在整个大汉的社会运行机制中，都发挥着与其政治地位不相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