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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宗篇11 共治时代（第1页）

至于皇帝刘文澎能否有所改变，这是必然的，毕竟亲政掌权了，也终于可以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了。

不过，在此之前，刘文澎需要找个人来接任尚书令的职位，这可让刘文澎好生伤了一阵神。

依刘文澎的性子，本想着干脆把尚书令之职给废了，因为他发现大汉帝国“首相”地权力，对他这个皇帝的钳制能力有点大。

当然了，这种想法也仅仅是想法，想想就得了，刘文澎还真就不敢废相这样的大动作。这可涉及到“祖制”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可比打压、排挤宰辅要严重得多。

一个宰相倒台了，总有人续上，大伙还得感谢皇帝给机会，若是直接把饭碗砸了，那就别怪臣下们奉祖宗之法力争了。

大汉帝国的事，到了第四代皇帝，显然已不是皇帝一人说了就算的了。刘文澎能亲政掌权，只能证明他在帝国权力的掌握上占据了主动，比之太宗尚且天差地别，就更别提世祖了。

即便不讨论这些，帝国的宰相制度，最早延续自世祖，而尚书令在这个制度下的领导核心地位，则早在赵普二度拜相之时就彻底确定下来了，其中同样贯彻有世祖意志。

世祖定下的东西，太宗都不敢轻改，何况你一个刘文澎？别看太宗皇帝在位十四年时间进行了诸多改革，也就导致，比起开宝时期，雍熙时代帝国上下风貌发生许多显而易见的改变。

但事实上，太宗皇帝真正做的，只是对世祖之政、之制的匡正与完善，改动的地方不少，但强化的地方更多，万变，而不离其宗，帝国最基础的东西，还是世祖的那一套，太宗皇帝真正做的就是继往开来的事情。

而延续贯之了几十年的东西，可不是刘文澎这么一个登基不过四年的青年皇帝能够轻易改变的。

平心而论，对皇帝刘文澎来说，赶走刘暧、张齐贤、吕蒙正等宰辅，甚至把所有雍熙辅臣一个不剩都排斥出中枢，都不算什么太难的事情。

真正难的，是真正、彻底地掌握这个帝国、掌握这套成熟社会管理体制，是摆平那些看不到的冲突与角力，倘若做到了这些，那么刘文澎才有资格去触碰制度、规则之类根本的东西。

世祖皇帝构造的这一整套帝国体制，在其内，皇帝理论上可以拥有无限的权力，但这份权力，偏偏就不包括对“祖制”的修改。

太宗皇帝能够稍微触动，那是三十多年太子，以及秉政多年积攒下的雄厚实力与巨大威望做支撑，即便如此，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甚至明面上还要高举高唱“皇汉宗法”的旗帜与口号。

太宗尚且如此，就别提刘文澎了。没有世祖、太宗的权威，却要行其大权，必然是会出问题的。若是敢改宗法，尤其是涉及权贵根本利益的宗法，那么可以想见的，会有一大波人高举祖宗成法来与皇帝斗上一斗。

一旦形成那样的局面，刘文澎能够借用的力量就不多了，那些此前站在他这一边的勋贵、重臣，或许都将成为他的反对者，即便是那些幸进的“帝党”也未必不会心存疑虑，毕竟这样的人，在见机识相上，可远比一般人更加敏锐聪明。

初掌大权的刘文澎，自然是春风得意，不可一世。不过，他或许看不清楚其中的门道与要害，但他身边的人可不都是蠢的，比如三朝老奴、少府刘规，以及新晋的中书侍郎、宰臣王钦若，在皇帝表露出废相意图之后，都是神色惊变，极力劝阻，陈说厉害。

尤其是王钦若，虽然他从内心里他是很支持废除尚书令的“首相”职权，毕竟他这个新晋宰相资历薄弱，在政事堂甚至很难站住脚，那样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不过，要谋长远的王钦若，显然不敢给皇帝出犯众怒的主意。

而除了刘规与王钦若，就连皇城使王约、武德使林特也都向刘文澎提出劝阻抑或警醒的意见。

眼瞧着身边的这些亲信或者“功臣”都提出相对一致的看法，青年皇帝刘文澎也不由泛起嘀咕了。当然，刘文澎的任性若是发作起来，也不是这些人劝得住的。

真让阻止刘文澎“起飞”的，还是世祖、太宗这两座大山，祖宗成法的在当前这个时代的威力是很难为不通其理的人所理解的，那一项项赋予了世祖意志的条文规矩，对所有人都是一种约束，包括皇帝。

这也是帝国诸统治阶级们对皇帝最有效的一项限制，上上下下，如何能不高擎这么大旗，拼命维护。

而刘文澎，毕竟还是赶上了世祖晚年的那段时间，虽然短暂，那也是真正亲近地见识过余晖下的世祖，是何等的威严或者说恐怖，又打小成长在太宗的“阴影”下。

或许对天地师长，刘文澎都没那么地敬重，唯独对两代先帝，常怀一颗敬畏之心。

改不了制，最终还是得按规矩来。一个都察使，都能引得满朝云动，各派相争，何况是尚书令这个帝国首相的位置。

朝廷内部更是争得头破血流，基本各大派系都下场了，很多刘文澎甚至没多少印象的人都被举荐到他面前，比如河东转运使柴宗诲，这是英国公柴荣的幼子；关内道布政使高处让，这是安国公高怀德三子；西南巡检使赵昱，这是已故陕国公赵延进次子无一不是开国元勋、功臣勋贵之后。

值得一提的是，大汉帝国公卿勋贵的传承，已然出现一种趋势。二代继承者们，尚有一部分才干出众者，能在朝中当重职，享实权，继续巩固、延续着自父辈创下的功业与影响力。

类似的人物，在过去的几十年，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并且很多人也的确成为帝国的中流砥柱，包括赵匡义在内的诸多宰辅大臣、将帅封疆，都是如此。

而到了第三代，情况就逐渐发生变化了，那些承爵者，在朝中基本只担虚职，不掌实权，而代表家族出仕打拼，继续保持、提升权威与影响力的，则是其他没有继承权的子弟。

这种趋势，在世祖开宝后期便已有体现，等到太宗时代，就已然很普遍了。这其中，未必没有两代先帝王的推动，保留勋贵后裔们福荫的同时，也在各大家族造成一定的分化。

此举极大地保证了各大勋贵家族的根本利益，也使勋贵在帝国的政治生态中始终占据一个较重的利益，即便有世祖、太宗两代各种管理、约束、限制的政策办法，但他们对帝国的影响力实则是不减反增的。

到了刘文澎的平康年代，勋贵们不仅在军队体系内部保持着堪称绝对的话语权，在文官系统内，也同样攻城略地，拿下了众多要职。而对这一个个突然冒头出来的尚书令“候选者”，刘文澎一时之间竟有些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