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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篇42 极盛背后的阴霾（第1页）

毋需讳言，在帝国极盛的岁月里，也不乏忧患与混乱，打遍东亚无敌手的大汉帝国，也同样难免边患之苦。那些每年都会在帝国边远穷困地区发生的蛮乱、民乱、贼乱，就不需多说了，“治安战”事实上在帝国内部也属常态，并不是那些对外开拓的封国所独有。在建隆时代，朝廷边患之剧，并不在差点打起来的安东，主要有两处，一在西南，二在漠北。而从建隆八至十八年，刘文济领衔的帝国朝廷，也耗费了极大精力，用在两个方向，这是刘文济整个统治生涯中唯二值得记叙的“武功”。历来之盛世，怎能没有“武功”之点缀，还不能是一般小贼小乱的戡定，得有些拿得出手的“赫赫武功”。首先是西南，自雍熙初年川蜀之乱平定及太宗皇帝南巡，于成都召见滇、黔诸部土司之后，整个西南平静了足足三十年，当然一些“日常性”的动乱是避免不了的，但至少整体上还是处于一种平稳的汉统秩序下，并且汉化的车轮也在潜移默化中向历史前方滚动着。三十年间，滇黔地区是有莫大进步发展的，政治制度的稳定与社会治安的保证，往往能催发繁荣，那段时期，也堪称滇黔地区有史以来文明程度最高、社会最繁荣的一个阶段。当然，这份繁荣是以汉文明作为火车头带头前进的，其主要实现的方式也是通过与汉人的密切交流，最终呈现的也是一种汉夷杂处融合的局面。经济上，滇黔二道虽然始终没能摆脱对剑南与朝廷援助的依赖，但也畜牧业与手工业也蓬勃兴起，作为茶马经济圈的支柱之一，畜牧业是其重要发展动力，滇马的名声可是遍布西南，再辅以各种手工制品、金属冶炼、传统农业，牛黄麝香等药材的发掘，山高林密、道路险仄的西南大山，已经不能完全视作穷乡僻壤来看待了。政治文化上，虽然滇黔二道长期处于汉蛮杂处、“流土”并行，甚至土重于流的情况下，但在大量汉官、汉军、汉商、汉民，以及跟随他们输入的汉家文明典籍、风俗及商品的影响下，朝廷对西南的开拓与巩固获得了巨大成功，汉化进程肉眼可见地进步。普通蛮民且不说，至少在诸蛮部、土司上层，汉语汉礼是基本传播开了的，不是汉文明真的有什么无法抗拒的魔力，让酋长头人们争相皈依、学习，只是在大汉帝国于滇黔建立的秩序圈力，不向汉化与朝廷靠拢，是会吃亏的。接受汉化，日子未必能过得多好，但拒绝甚至反抗，日子一定过不好！而一切的根本，还在于朝廷常年在滇黔诸府州镇保持的重兵了。若说综合的军事实力，滇黔二道的汉军是远不如剑南这西南核心的，然若单纯看军队之战力，比谁能打，滇黔的军队，尤其是云南道的边军，放眼全国都可堪一比，这都是由滇黔的政治、地理、民风决定的。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治安的稳定，往往带来人口的增长，在帝国人口全面爆发之时，西南地区也同是如此，即便增长率并不如传统富庶地区那般高，但在建隆时代初期的时候，滇黔二地的人口也突破了五百万。而可以肯定的一点，实际人口绝对远超这个数字！作为与黔中、剑南、广南西道密切交流的枢纽，云南道治善阐府（昆明），也逐渐扩张成为一座十万人口的大城，这个规模与水平，就是扩大到整个西南地区，都是能够排上号的。滇黔地区在三十年间的发展与繁荣，是不可否认、不容抹杀的，但时，其社会矛盾也在快速积攒。土地矛盾（滇黔以其特殊的政治环境并没有进行如内地道州一致的地税改革），贫富差距，汉夷矛盾，官僚权贵的贪婪与剥削，土司蛮部之间的血腥争斗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积攒到一定的程度，自然而然就爆发出来了。事实上，从建隆三年开始，滇黔地区的骚乱就开始增多了，蛮民袭扰、掠杀汉民的事件层出不穷，蛮部之间（包括受封土司）互相抢掠、攻伐、扩张的情况也渐渐增多。地方官府官军在这些骚乱上，只是如常一般地剿抚弹压，就像过去三十年一直做的一样。但是，以老办法显然无法解决新阶段的问题，也就导致动乱始终难已，社会治安不稳，犯罪率不断提高，一步步酿成整个滇黔的动荡与不安。“川—滇”茶马贸易受到影响，直接利益的损失，自然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时任西南巡抚使的张士逊获悉其情之后，便格外重视，亲自奏疏一道，向朝廷禀报。但惯性这种东西同样存在于帝国中枢，朝廷一开始也没有太过重视，毕竟滇黔地区的骚乱，又何尝真正平息过，蛮乱而已，闹一闹，也就消停了。当然对于杀掠汉民之事，是不能姑息的，再者也需要给张士逊面子，于是朝廷给滇黔二道衙司下达了一份措辞相对严厉的敦促令，要求二道严加约束整顿，还民治安。同时，又给二道土司们降了一道制书，要求他们配合大汉官府，维稳滇黔，迅速恢复地区安定。，！这样的举措，若是发生在太宗朝，哪怕在康宗朝，效果都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平心而论，到建隆时代，西南这些山高皇帝远的土司们，早就对朝廷失去了三十年前那般的敬畏乃至感恩之心。因此，当朝廷制书下达时，响应的土司很少，或者他们似乎并不需要朝廷来干预，安稳过日子的依旧安稳，互相攻伐的依旧打得火热。而地方官府与驻军，却不敢不把朝廷制令当回事，还是大举出动，重拳出击，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真心剿贼，一心维稳的，还真就不多。相比之下，有些官府官军，却趁着这个机会大肆杀戮掠夺蛮民矛盾被激化，更大混乱的到来，也就不出意外了。察西南治安难定、蛮乱渐剧，朝廷也慢慢重视起来，对两道官府维稳不力，甚至渎职懈怠、阳奉阴违的行为，刘文济更觉愤怒。于是，从建隆五年到八年，刘文济对滇黔二道从政治到军事进行了频繁的整饬，但是，这种整顿给西南军政带来了剧烈阵痛，也导致原本秩序的进一步失控。最大的乱事，也就发生在建隆八年秋末，以“滇桂”交界最宁州教合三部（阿月、合资、王弄山）联合举旗反汉起始。这场叛乱，起初获得云南道司重视的原因，只因为教合三部乃是获得朝廷册封的世袭土司，这种背叛与挑衅，可比一般蛮乱的性质要严重多了。因此，在得知乱事发生后，最宁州的守军便迅速出击，意图剿灭乱事于萌芽，然后，竟然被三部叛军打了个全军覆没，最宁州由此失陷，乱事也由云南偏僻一小州，向更广泛的地区扩散。与三十多年前的川蜀起义不同，当年虽然遍地烽烟，义军扎堆，但从头到尾都是以剑南叛军为主，有王小波、李顺这两个起义军领袖。而发生在滇黔的叛乱，持续的时间更长，但并没有达成了一个联盟，没有形成统一指挥，似乎就是大伙都对汉人、对大汉朝廷的统治不满了，于是有人牵头反汉了，于是就跟着举起叛旗，或者从中浑水摸鱼，借着混乱扩张势力，在反汉的同时，相互之间依旧没有停止互戕吞并的行为但就是在这样一场堪称魔幻的“叛乱”中，叛乱的规模与范围却在整个建隆九年里都呈现扩大的趋势，到建隆十年初西南叛乱最盛时，滇黔二道，半数以上的地区都有土司或蛮部叛乱。而作为叛乱策源地云南，几乎全部沦陷在叛军的烽火中，即便官军凭借着强大实力，始终保持着一个强势地位，但在处处烽火的局面下，在平乱事宜上，依旧显得被动。往往是一乱平，一乱又起，此起彼伏，治乱反复，官军也不免疲于奔命。出现这样的局面，除了叛军充分发挥其“地头蛇”的属性之外，还因为，同样有诸多汉人豪强，也按捺不住，意图火中取栗。同时，许多饱受官府及土司压榨的下层汉、蛮民，也各自裹聚谋乱。于是，至少在建隆九年，几乎整个云南道，乱成了一锅粥：（）汉世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