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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除了日蚀时差之外；近千年以来，在天文历法上有极深造诣的大家，对星相的实际观察，实际上有很多是跟“天圆地方、日月星辰绕地而行”的圣人之言相违背的，恰恰又能拿“日心说”来解释。这些观察记录，没能列入儒学主流，而是在文人笔记里陆陆续续的记载下来。赵舒翰花十年之功，编写《匠典》，差不多将半辈子读过的杂学书册，都系统的梳理过一遍，几乎是当世读书最多之人，对种种异端邪都认真细致的推敲过。可以说主流儒家所传的圣人之说，早就在他的心里支离破碎了。只是限于传统的势力额外庞大，赵舒翰不敢去追根问底，也没有能力发出冲击力极强的异端声音。这次的测日，是林缚大力支持，目的就是推翻儒学旧说。有掌握天下军政、背后又有四十万精锐兵马支撑的林缚的支持，儒学旧说的传统势力影响再深、再庞大，至少在明面上，赵舒翰他们讨论颠覆性的新说，也不用担心会受到公开的迫害。赵舒翰与宋石宪都是杂学上的大宗师，以往囿于政见，绝少交流，这时能有机会在济州同席而宴，谈起来二人都擅长的天文星历来，自然是趣味想投。不知不觉之间，两人是越谈越深，很快就将陈恩泽、马一功、张玉伯一干人等，都置之一旁、不予理会。陈恩泽、张玉伯还好，毕竟对天文历法有所涉及，能勉强听得懂宋石宪与赵舒翰所谈内容，马一功及藩闻叔、罗文虎等将领以及列席的其他官员，则听得如坠云雾之中。只不过，宋石宪是林缚亲点列为崇学馆大学士的人物。崇学馆大学士只是一个名誉头衔，要说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林缚也自领崇学馆大学士，就是要将崇学馆大学士的名誉，抬到叫别人仰望的高度，以此强化杂学在世俗中的地位。宋石宪虽说实权远不及都指挥使、都督一级的军政将臣们，但马一功、陈恩泽等人，还真就不能对宋石宪马虎了，即使听得再枯燥，还得耐着性子坐着。要是给扣一个不尊重杂学大宗师的帽子，指不定隔天就给调到哪个旮旯去牧马了。倒是张玉伯放得开，与赵舒翰、宋石宪笑道：“你们谈得入迷，这酒便冷了……”宋石宪在江宁，有一些能与他对话的准宗师级人物，这次带了一大群人来海东观察日蚀，但这些匠师学识都及不上他，也没能找到一个能倾心交谈的人，逮到赵舒翰也是算是难得谈一个痛快。听着张玉伯闹意见，宋石宪说道：“你们喝酒，不用理会我们，”想着旁人也听不懂他与赵舒翰所谈的天文历法，拉赵舒翰起来，说道，“走，我们另找地方谈去，莫影响他们吃酒……”便将一干人等丢下不理。马一功等人对宋石宪的不通人情也是苦笑，偏偏林缚将他视作宝。当然，宋石宪的不通人情在淮东内部也是出了名的，众人自然不予理会，将宴席很快进行下去。张玉伯、藩季良、陈臾三人宴后都寻不见赵舒翰，便先回住处去。在马车上，藩季良压不住心间的疑惑，问张玉伯：“崇国公这次声势浩大的观测日蚀，意在推翻‘天圆地方、日月星辰绕地而行’之说，以立新学，但随之也将从根本之上动摇‘承天命’之说——崇国公意欲何为啊？”藩季良在席间没有吭声，旁人只当他听不明白宋石宪与赵舒翰的谈话，但藩季良能给前相陈西言依重、礼聘为幕僚，又岂是平庸之辈？林缚当下所做的许多事情，就是为废元自立做准备，但既然林缚要登基为帝、开创新帝国，怎么会去动摇天命之说的根本？为圣人立言的儒学能彻底成为主流，实际就是融合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以“承天命”为核心，为帝权天命所授创造出一整套的理论基础。便是朝国更替、确立国号，也是要依从“五行之德、彼此相克”的理论，这自然也是“帝王之术”的根本。藩季良、张玉伯这等人物，自然不会相信“承天命”的说法，而一些野心勃勃之辈，更是怀着“帝王将相、焉有种乎”的叛逆思想，但要帝权巩固，必然需要一套叫普罗大众信服的理论。儒家后奉四书五经为根本经典，但实际将四书五经里与天命之说相违的一些内容，彻底删改。而杂学匠术不得兴起，其根本也就在此。杂学匠术兴起之后，必然会对传统的“帝权天授、承天命”之说造成颠覆性的冲击，先人早就把这一点看得清清楚楚。林缚因为实际的需要，立匠术兴杂学，可以理解，但他此时已经功成名就，就将要另立新朝、继承大统，他不去加强“承天命”这个理论基础，反而要去推翻这个理论基础，实在叫藩季良、张玉伯这等人物费心理量……当然，林缚即使不需要“承天命”附会之说来巩固他的权柄，也已经将天下军政大权掌握手里，但他以后要传位于子、子传于孙，没有这一套理论，怎么成？卷十二（终卷）定鼎观星台宋石宪率弟子、匠师数十人，林缚要陈恩泽照顾一切，将观察日蚀一事，暂时都置于海东行营军参与高丽内战之上。宴后，其他人皆散去，陈恩泽这个济州都督反倒不能马虎，问过随从，才知宋石宪与赵舒翰往安澜山而去。安澜山是济州城北的一座独山，高不过四十余丈，但在林缚决定令宋石宪、姜岳二人主持观察日蚀之时，也先一步命令济州这边做好准备，待宋石宪过来即进行观测日蚀。陈恩泽近一个月都在海州，城北安澜山乃济州知县事周贵堂所选建观星台的地址。下船后，宋石宪给陈恩泽拉到济州城里，但其子弟及一些匠师则拉着数车观测仪器先去了安澜山营地。时间很紧迫，除了观察日蚀外，还要进一步的观测天体星象，以证“星移斗转”。所谓的“星移斗转”，实是千余年之前，阆中天文历学宗师落下长公总结前人星学之经验，认识到随时间推移，星象在浑象（即星表）上的相对位置会发生变化的一种现象；故而千百年来文人骚客，常用“星移斗转”来形容时序变迁、岁月流逝。除了时间因素外，随着南北方向的不同，星象在浑象星表上的位置实际也会发生变化；当前淮东海商船纵横东海、南洋使用来比对南北方位的测星术，就是起源于这个原理。宋石宪他们这次到济州来，还要顺便观察一下，在东西方向上不同的观测点，会不会发生“星移斗转”的现象。虽说当世的天文观测手段还颇为简陋，日蚀之观察仅仅是用目视，但对星象之观测，早在数朝之前就能够制造出精密、能准确定立当年历法的浑天浑象仪来。姜岳便是因主持监造浑天仪而名噪天下。他所监造的浑天仪，可以说是集有史以来天文历法及机械制造之大成，仪高十丈，耗铜数十万斤，星表仪环皆用流水驱动——便是姜岳没有在杂学匠术上，为淮东所做出的种种贡献，仅以他监造浑天仪一事，就足以叫他站在当世宗匠的颠峰。燕京陷落时，有近十层楼高的浑天仪，自然没有办法从司天监的观星台转移出来，落入燕胡之手。不过江宁为元越之陪都，同样设有六部九寺等中枢部寺，江宁司天监也同样正常运作着。虽说江宁司天监没有燕京那么大型的精密浑天星象仪，却也有两座从前朝传承下来的铜仪，皆大有丈余，能人置其中、以观星象。虽说姜岳、宋石宪等人有意再造一座超大型的浑天仪，只是一直没有这个精力；两座小仪，说小也不小，足以应付当前的修历所需。宋石宪这次便是要将其中的一座，永远的安装于济州城北的安澜山上，用于观测星象。